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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燕文化传承
内容作者:市文广新局    查阅次数:4120
1)宫城、皇苑与墓群——关于辽西地区鲜卑墓葬与三燕
史迹的整体性一般认为,历史上的鲜卑包括南、北两大部:北部鲜卑史称拓跋鲜卑;南部鲜卑则因世出东胡,故又称东部鲜卑。东部鲜卑则在檀石槐死后又分化为慕容氏、宇文氏和段氏三个支系,其中较早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慕容部自4世纪初开始迅速崛起,至中叶相继建立了以龙城(今辽宁朝阳)和邺(今河北临漳)为都城、以大凌河流域为活动基地进而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流域的两个封建王朝——前燕和后燕,成为先于拓跋鲜卑称雄北方的一个最有作为的少数民族。继后燕而起的北燕虽为汉人所建,但也是一个完全慕容鲜卑化了的封建政权。考古发现表明,除与拓跋部活动相关的一些遗迹之外,东部鲜卑中有关宇文氏和段氏鲜卑的遗迹迄今尚无确证,惟有与慕容鲜卑活动有关的遗迹发现最多、最为集中、最有特色。从发表的有关资料来看,已发现分别与棘城有关的早期建筑群址,与燕都龙城有关的夯土台基址和与后燕皇苑址有关的东、西团山子遗址各一处、墓地五处(北票房身北沟墓地、喇嘛洞墓地、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地和甜草沟墓地以及大板营子墓地)、零散的鲜卑和三燕时期的墓葬数10座。它们大致以与棘城、龙城和龙腾苑有关的诸遗址为中心,集中分布在今朝阳地区中部以北、北票地区中部以南、方圆约650平方公里的大凌河流域内,形成了一个由与宫城址、皇苑址有关的诸遗址和墓地、墓葬组成的颇具民族特色的慕容鲜卑考古遗存相对集中的文化区域(见分布图)。其中金岭寺建筑群址同喇嘛洞墓地相距约10公里,而龙城城址同其南部的十二台砖厂两晋时期墓群(主要为鲜卑墓葬)相隔也仅12公里左右,这与慕容鲜卑在南迁东渐的过程中棘、龙二都的创建和政治、经济、军事活动重心的转移不无关系。可以预想,随着今后相关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个杰出的古代民族所留下的全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认识会不断深化和全面,这对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复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2)李氏、崔氏和冯氏墓—三燕时期纪年墓葬的重要性。
作为辽西地区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氏、崔氏和冯氏墓的发现意义和研究价值令人瞩目。崔遹和冯素弗分别卒于后燕建兴十年(公元395年)和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故二者墓葬的纪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卒于“永昌三年,’(实为太宁二年,即公元324年)的李廆之墓的纪年则已超出三燕的纪年范围,其绝对年代已溯至前燕建立以前的慕容廆时期。因此,就这三座纪年墓的重要性而言,似已不仅在于对其它相关墓葬的年代推定上所具有的标尺作用了。众所周知,最富于变化因而又最能体现某一种民族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遗物是陶器。如果说崔氏和冯氏卒年之间的时间间隔较短,我们对二者墓中的陶器似乎还看不出其间所具有的某种分期意义的变化的话,那么在相隔七十年以上的李氏墓与崔氏和冯氏二墓所出陶器之间,这种变化则是较为显而易见的了,即见于李氏墓中的那种典型的鲜卑器物—展沿暗纹陶壶均不见于后两墓中。冯氏墓中虽有陶壶出现,但已具明显的向后世的釉陶瓶演变的趋势。由此可见,这三座纪年墓的发现对辽西地区慕容鲜卑陶系的编年研究又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此外,迄今在三燕纪年墓中还存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缺憾,即前燕纪年墓尚属阙如。但李氏墓的发现似乎已在向我们作出这样一种暗示,即从李廆到崔遹这类流附或出仕慕容氏的魏晋汉人至死都在保有随葬墓表之习,其中崔氏墓中竟葬有两块,足见这种汉俗之根深、晋风之蒂固。有鉴于此,我们相信,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置有前燕纪年墓表的墓葬终将有望面世,这一天会为期不远。
3)金步摇饰和铜鎏金马具
关于辽西地区鲜卑与三燕金属文物的典型性如果试图在辽西地区鲜卑与三燕文化中确认某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遗物的话,则就不难得出这一共识,即最能表现慕容鲜卑文化特色的金器是金步摇佩最能反映三燕时期骑马民族文化风格的铜器是以鎏金铜镂空鞍桥包片为代表的马具系统。此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金属文物无论是在内蒙古地区早期鲜卑墓中还是在曾对慕容鲜卑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原地区汉晋墓葬中,几乎都很难找出与之相同或相似的器物作比较。由于这两种罕见独特的金属文物的存在,因而使得辽西慕容鲜卑墓葬在整个北方地区鲜卑族系的遗存中更具典型意义。在这些墓葬中,因前燕建国以前的墓葬中多出有金步摇饰,建国后即前燕时期的墓葬中则多置有铜马具,故而使得步摇与马具几乎可成为慕容鲜卑建国前后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其马具系统中,从鎏金铜鞍桥包片的镂空到当卢上的缀叶再到大量的缀泡套管摇叶等饰件文无不反映出金步摇饰在马具发展过程中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金步摇饰的产生和流行是辽西慕容鲜卑文化在后来的发展中得以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首因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铜马具,或可使上述这种典型意义多有减少;但倘若没有金步摇饰,则铜马具上的镂空与摇叶几乎就会成为一种“空穴来风”式的文化现象而令人难以理喻。
4)慕容氏摇叶文化的东传——大凌河流域鲜卑墓葬的特殊性
在辽西地区鲜卑墓葬和三燕史迹中,大凌河流域及附近的鲜卑墓葬似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北票房身、朝阳十二台和甜草沟晋诸墓,是出土金步摇饰最多、最集中的三个墓地,其相对年代约为公元3世纪中晚期至4世纪初期,亦即西晋初至东晋早期。作为一种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自西亚地区传入中国、再经公元1至3世纪的燕代地区流传过来的金质服饰品,因幸得迁居辽西地区不久的鲜卑慕容部大人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晋书·慕容廆载记》),使之得以在3世纪晚期至4世纪早期的大凌河上游一带流行开来,形成了一种以金步摇饰为主要内涵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慕容氏摇叶文化。这一文化约在5世纪前半叶经过北燕和居于今辽东地区的高句丽的传承进入朝鲜半岛,至6世纪以后开始对日本列岛产生影响。
上述发展过程可作如下示:萨尔马泰女王墓金冠(公元前2世纪)→阿富汗金丘六号大月氏墓金冠(公元前1世纪左右)→中国燕代地区(公元1至3世纪)→辽西房身、十二台、甜草沟晋墓(3世纪末至4世纪初期)→冯素弗墓(5世纪早期)→朝鲜新罗式“出”字形金冠、皇南大家北坟、罗州新村里六号墓等(5世纪)→日本群马县山王金冠家、奈良藤之木古坟步摇冠等(6世纪)。
从这一“传播链”上可以看到,中国燕代地区和辽西地区是其间的两个中介点。燕代地区大致为今之内蒙古东南和河北的西北部一带,但在这一带迄今尚无类似金步摇饰的文物发现,而与之相关的发现多集中在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的鲜卑墓葬中,因而使得该中介点十分重要。然而,盛极一时的摇叶文化为何未能最先产生于与西亚较为接近的燕代境内,反而却出现于同西亚相隔更远的辽西地区呢?这里除了某些人文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地利”上的原因,即鲜卑慕容部的先祖所移居的辽西大凌河流域历来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土著文化的交汇之地。有关新近的研究认为,西汉时期的“垂珠步摇”可溯至公元前3世纪战国晚期的楚国文化中,而《续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流行于东汉时期的以“山题”、“桂枝”为基干的步摇则可能是受中亚文化影响的产物。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内习用这种步摇之俗逐渐北传,将其自身的影响扩展到黄河流域的燕代地区,以致在这一带的上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多冠步摇冠”的奢糜之风。而来自遥远的西亚地区的域外摇叶文化通过西汉时著名的丝绸之路历经数个世纪的辗转传播,至北方草原地区后可能最先被东部鲜卑所吸收,其中的慕容鲜卑东迁到大凌河流域后又接触到了燕代地区的“汉式步摇文化”,于是经过融合便产生了这种颇具民族特色的金步摇饰,并使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成为一种盛极一时的服饰品,进而形成了一个以北票房身、朝阳十二台和甜草沟三个地点为中心的带有一定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这里不妨将此种文化现象所分布的范围暂且称之为“慕容氏摇叶文化三角区”。在以这种“三角区”为起点的东传过程中,金步摇饰虽如昙花一现,盛行时间并不很长(这可能与后来马具上的摇叶的兴起对其所产生的某种替代作用有关),然而,它却犹如一簇爆燃的火苗,沿着马具东传这根“导火索”最终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遍地开花”。因此,就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古坟时代的金冠、步摇冠而言,与其说它们是对中国辽西慕容鲜卑系金步摇饰的直接传承和模仿,莫如说是后者通过马具这一当时最具生命力的载体对前两者进行强烈影响的结果。总之,如果没有慕容鲜卑对西传过来的域外摇叶文化的吸收和强化,没有由这种强化所形成的“慕容氏摇叶文化三角区”,恐怕这种带有异域风格的服饰品在远未及进入朝鲜和日本之前就已失传了。因此,在从西亚到朝、日两国之间历时7一8个世纪、绵延数万里的长期远程传播过程中,作为重要中介点的以辽西大凌河上游地区的鲜卑墓葬为中心的“慕容氏摇叶文化三角区”确起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加油站”式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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